改革开放论文（通用7篇）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市场在社会资源调配中的地位也随之日渐增强，整个社会经济活力空前高涨，工业体系完备且创新能力十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最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
但中国改革开改的推进，是在借鉴与总结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渐进模式，无论是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提供经验参考，还是为总结和传播中国经验做有益总结，均需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进行纵向探究，从其演进过程中寻求规律。
一、社会经济生态概述
社会经济生态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社会经济体系的良性运作模式，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执政能力等诸多宏观因素相关，也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微观因素相通。
具体而言，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态而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对外开放程度这四个因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探讨也从这四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展开。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演化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面貌总述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无非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继启又相互包含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近40年来，无论是从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改革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稳健度有了大幅提升。
从对外开放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将中国生产纳入世界生产体系中来，打破了原经济系统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带来了发展之初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给后继环节的高水平运转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原始动力---外贸驱动。
从对内改革角度来看，一切改革皆源于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
改革开放初，面临的问题是生产没动力、分配没差距、交换没市场、消费没能力。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高效的交换平台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适时有效调控经济，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让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但是，2023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下降。所以，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最新样态。
改革开放论文 篇2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3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万斌生在江西社会科学2023 年《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到了2023 年，方蔚在名为《从“从公一句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首先，肯定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文学家的王安石，苏轼都予以措辞严厉的批判。”其次，认为过往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而非苏轼，而文中也谈到了苏轼的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认为“苏轼的确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观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争斗中，往往无人伸出援手，这固然是因为苏轼不结党营私，但也因苏轼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随意，并不适于政坛。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苏轼并无行之有效的治国为民的主张措施，亦无精于人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里就把苏轼政治谋略上的不足给放大了，当然笔者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并且还有不少。纵观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6 年3 月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4
